學而思的第1批老師——學而思起源揭秘 | 連載

2018-06-06 10:16:54發布   來源:轉載自學而思   作者:多知網   0條評論

  

  編者按:今年,好未來正在進行一場全面變革,在產品和業務上均開始重大調整,重新構建自己的發展模型。縱觀好未來的發展史,從早期的白手創業到赴美上市,從一個傳統線下K12培訓品牌,到向業務多元化發展的教育科技公司轉型,好未來的每個階段都在不斷思考、迭代。每個關鍵時間點背后,好未來到底是怎樣思考、進化的?好未來近期在其官方公眾號推出“好未來創業故事”系列文章,其中呈現了品牌發展的軌跡。多知網獲授權轉載,本文為第二篇。

   2017年,成立十四周年時,好未來在總部的前臺旁搭起一個二層小樓,牌匾上寫著“知音樓”。在好未來所有的新員工內培中,知音樓是每次都要被提及的重要所在這里是好未來的起點,記錄了創業早期的風雨兼程。

  再回過頭看,“知音樓時代”的好未來,弱小,卻生機勃勃;年幼,卻志向遠大。十五年后的今天,張邦鑫依舊清晰的記得這段最早的奮斗時光,記得當時一群年輕氣盛的大學生,在破舊的辦公室里為一道數學題唇槍舌劍的日子。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但有些東西,即使十多年過去了,依舊從未改變。

  
(為紀念好未來第一個辦公室知音樓,現今總部的員工休閑區也承其名)

  成為好老師有多難

  創辦不久,學而思在北京中小學課外輔導領域已經小有名氣。

  可是,看到學生越來越多,張邦鑫卻喜憂參半:如何在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下,保證教學品質和用戶體驗不下降?

  對教學質量的擔心,讓張邦鑫輾轉反側。他思前想后,首先想到的第一個辦法就是招最優秀的人來當老師。

  十多年前,北京知名中小學輔導機構主要以公立學校兼職老師為主,走“校中校”路線。此時的張邦鑫還是個無經驗、無資源、無人脈的“三無”大學生,自然招不到這樣的老師,而他內心想要尋找的也是另一類老師。

  回顧自己的求學生涯,張邦鑫發現真正打動學生的老師,絕不僅僅講授知識,而是在教學過程中散發出對知識的熱愛,對思維的啟迪和對育人的情懷。

  于是,張邦鑫到各大高校論壇廣撒英雄帖,他要到重點大學里尋找優秀的大學生來當老師。可惜的是,應者云集,適者卻寥寥。

  
                                                              (2008年,學而思高校招聘巡講)

  第一批應聘的老師一共有60位,張邦鑫和曹允東面試了整整一天,累到虛脫,最后只錄取了3個人。

  其中一個表現尤為突出。他一進來就向工作人員詢問面試細節,了解怎么講課。別人試講時,他一直坐在后面默默記筆記,一邊聽一邊學,總結經驗教訓,試講后以第一名被錄取。他就是劉亞超,高中數學全國聯賽一等獎獲得者,后來負責初中部,因為戰績優異成為學而思聯合創始人。

  那時,學而思招錄標準十分嚴苛。因為這個嚴苛的標準也帶來過誤解,還招致過一場不小的風波。

  一次,北大一個宿舍的幾個同學一起過來面試,結果全軍覆沒。他們回去一討論,非常生氣,一致認為學而思就是一個騙子機構,根本不是真的想招聘大學生,于是就在學而思發布招聘信息的北大未名論壇和清華水木論壇上發投訴帖:

  有個騙子機構“合同條款極為苛刻,工資時薪低,每次上課都要提前20分鐘到,每次要提前三天給教案,還必須參加他們定期的教案編寫活動。”

  ……

  這些投訴的帖子一度給學而思的教師招聘帶來了巨大困難。

  
  (2006年,清華水木論壇上對學而思招聘的質疑)

  雖然創業維艱,但學而思在師資上卻仍然堅持“高配”:創業伊始便從211、985院校招攬人才,而且錄取率不到5%,這個標準延續至今。但過了選聘關之后,要最后走上講臺,新老師還要經過一系列辛苦的修煉——練課、聽課、做題、寫教案、試講、練板書,完成這長達半年的各項內功修煉才能授課。

  曾經一位北大畢業的數學老師回憶:“我接連試講了7次課,寫了幾萬字講義,才站上學而思的講臺。”

  不過,這位老師不知道的是,后來的老師一堂課練習幾十遍是常態,2010年天津學而思有一位叫徐研的老師,為了準備暑期班的課,在培訓期間,足足練了100多遍。

  給學生遞一把椅子

  彼時,與一般課堂的嚴肅齊整不同,學而思教師的授課方式講究寓教于樂,課堂氣氛總是歡快活潑。很多家長聽了,都非常驚訝——原來數學課還能這么上?

  一位早期學生家長至今記得,當年孩子的數學老師把一道復雜的列式方程題,層層分解,化繁為簡,最終引導孩子找到了答案,孩子從此不再畏懼難題。

  “當一個學生想自己爬桌子,卻爬不上去時,一個好老師不會把學生抱到桌子上,而是在旁邊悄悄地遞一把椅子。當學生自己輕松爬上椅子,并從椅子爬上桌子之后,他會欣喜的認為是自己爬上了桌子。”談及給學生信心和成就感是教學的奧秘,張邦鑫如是感慨。

  
 (與其把孩子抱上桌子,不如悄悄地給他遞把椅子,他會自己爬上桌子)

  據學而思早期教學負責人張超月回憶:“這些名牌大學的大學生們功底很好、視野又很廣,擅長從生活中、時事熱點中和綜藝節目中找到有意思的素材融到教學中,把知識點講得出其不意又融入生活。同時,他們也把自己讀書時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習慣傳給了學生。”

  由于年齡相差不大,學而思的老師與學生走得很近。課上是師生,課下像朋友,常常一起聊天、吃飯,甚至互懟。學生對老師又喜歡又佩服。

  來自北京徐女士的兒子,從小學四年級一直在學而思讀到高三,兒子很喜歡這里,跟幾位老師處得像哥們一樣。讓她印象很深的是,初三的數學老師思路活躍,每次講題都會列出五六種解法,從中選取最優的思維方式。所以兒子特別崇拜他。

  畢業那天,那位老師告訴孩子:只有非常努力,才能毫不費力。孩子這才知道,原來每次2個小時的課,老師常常準備9個小時。為了找到一道題的最優解法,老師會泡在書店里翻閱七八本參考資料,進行歸納總結……給學生一杯水,你不止需要有一桶水,而是要能連接整個大海。

  與這些優秀人才接觸越久,張邦鑫越發感到他們給教育帶來的能量。他們良好的習慣,堅強的意志品格,以及對社會人生的感悟,終將影響學生,帶給學生受益一生的能力。

  “這些年,優秀大學生畢業后更多進入到會計師、律師、投行、互聯網等熱門領域,其實教育行業更需要匯聚優秀人才——經濟是社會發展的速度,教育是社會發展的加速度。”

  為了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學而思,學而思在很早期就非常注重提高教師待遇。并且,每年學而思都要花大力氣輾轉全國各地名校,做宣講,跟大學生講教育理念,講學而思的初心和使命。慢慢的,越來越多的高階人才加入進來,不僅有老師,也有技術和管理人才。

  統一教研,講好每一節課

  2005年夏天,一次,張邦鑫在一個教學點檢查時,遇到一個和自己年齡相仿的年輕人。這個年輕人看著不像是學生的家長。于是,張邦鑫就上前和他交談起來。

  聊過三兩句,這個年輕人就直言:“這里的老師講課還有不少改善空間。”

  細談之下,張邦鑫才知道這個年輕人是冒充“家長”來旁聽的家教老師,自己也在創業辦班。兩人相談甚歡,后來這位年輕人干脆關掉了自己的輔導班,一心一意加入學而思。那年秋季,他帶的班全部報滿。他的名字叫白云峰。至此,學而思幾位創始人全部到位。

  
  (學而思聯合創始人白云峰)

  隨著更多優秀人才涌入,學而思迅速成長起來。但很快,新的問題接踵而至:由于每個老師講課風格、講義和進度不同,家長的體驗很不一樣,以致有的班擠不進去,有的班招不上來……

  張邦鑫琢磨良久后發現,如果教學不是基于標準化的個性化,不是保障質量的個性化,是偽個性化。因此,他決定統一教研。

  但這是一個艱辛的起步。

  在那個名師當道的年代,幾乎沒有機構做教研,他們無從參考,人手也捉襟見肘。當時,張邦鑫還在北大生命科學院讀研,每天看論文、做實驗,掌握了一套標準的研究方法和流程。決定做統一教研時他就想著,能否借鑒實驗室的研究方法應用于教學教研?

  那時,他和劉亞超帶著老師們摸索前行,每位老師負責一個年級的幾章講義,寫完后統一發送給他們,二人審定匯總后,再送去印刷。每學期開課前,知音樓辦公室就像快遞分揀倉一樣,堆滿了大袋子,里面裝著各年級的講義。

  
 (2008年,劉亞超進行教師培訓)

  最早的黑白講義,樸素得近乎簡陋,但它卻是很多老師的心血。那段時間很多老師周一到周五編講義、備課,周五晚上和周六日繼續上課,非常辛苦。

  但是在統一教研這件事上,因為每個老師的教學風格不同,還出現過“流派之爭”。

  在學而思創立之初,當時北大數學學院才女季云英在學而思兼職代課,學院派出身的她強調數學的學術性,認為數學授課應該嚴謹認真;但張邦鑫更注重趣味性,認為可以打破常規,這樣孩子更容易理解。兩人爭論了兩個多小時,僵持不下,季云英一氣之下辭職了。

  于是,張邦鑫繼續按他的方式教下去,頗受學生歡迎。然而隨著學生數量增多,他逐漸感到吃力,這才認識到專業性的重要,又好言好語地把季云英“請”了回來。

  后來,季云英做系統教研時也發覺趣味性的價值。

  “教學不是絕對的學術性或趣味性,而是二者的結合,既要考慮知識的傳授,又要符合孩子的認知”。顯然,雙方都認識到另一面的價值,學而思的教研就是在爭論中不斷迭代的。到今天為止,季云英還是學而思教研系統平臺負責人。

  隨著學員規模越來越大,對教研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7年,學而思正式成立教研部。彼時,學而思只有60個老師,他們把最優秀的8個老師抽調出來做標準化教研。

  但是,撤下這些一線名師,讓他們離開教學崗位去做幕后的教研工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兒。不僅家長有意見,老師本人也都很不情愿。張邦鑫和白云峰就一邊和家長溝通,一邊做老師的思想工作。

  “如果不讓我站到講臺上,我覺得當老師這個事情就沒意思了”一位女老師抱怨到。

  張邦鑫開導她,“你自己講課的話,挺多影響一兩百個孩子。但是如果把你的優秀經驗開發出來,傳遞給更多的老師,這樣不就可以服務千萬個孩子了嗎?”

  這樣的工作方式也在學而思內部延續下來。每當學而思內部出現問題時,張邦鑫和幾位聯合創始人都會去一線,聽大家的聲音,聽一線老師和學生的聲音。

  統一教研之后,學而思一節課主體內容標準化,保證了擴張時的質量底線,同時也給老師留出了很大的自由發揮空間。

  與之前培訓機構不一樣的思維是:多數學校會突出自己有多少名師,多少90分以上的老師;而學而思要保障的是,最差的老師也不能低于80分,這樣高分的老師會自己“生長”出來。

  于是,學而思走出海淀,走出北京,走向了全國。

  

  (今天的學而思課堂,用互聯網科技擴散優質教育資源)

  永遠沒有最好的教研

  做教研的標準化絕對是個苦活累活。教研老師需要查閱大量資料,尋找每道題、每個知識點之間的關聯,還要融入教育理念。一般教研部寫出講義以后,教學部和學科部會提出很多修改意見,一遍遍地打磨講義。

  在學而思,有個非常著名的“集體備課”環節,并且所有老師都要參加。集體備課的那一天,講課的老師,拿著講義,面對講臺下坐得滿滿當當、來自四面八方的老師開講,接受大家各種質疑。正是在這個高壓環境下,倒逼老師們不斷去迭代、創新,不斷優化講義內容。

  “在學而思,所有人的講義都不會讓人滿意,而且怎么改都不會滿意,大家對教研永遠有更高的要求,教研永遠是流動的。”學而思高中數學老師趙銘雪說。

  有意思的是,學而思的講義推出后屢屢被一些機構抄襲,但抄襲的速度趕不上迭代的速度。這也是學而思應對變化的唯一招式——只有加速奔跑,才能向前邁出半步。

  為了讓講義更有吸引力,2009年暑假,張邦鑫決定將黑白講義全部改成彩色講義。為此,數學組老師披星戴月地奮戰了兩個月。彩色講義推出后,迅速吸引了孩子們的目光。

  
  (2010年,ICS智能教學系統上線,給教學增加趣味性)

  十多年來,教育市場風云變幻,學而思的教研內容早已發生了顛覆性變化,但今天的研發人員和從前一樣,不斷自我突破。

  (對原文有所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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